档案文献中“江浙财团”的真实面相

民国时期，一批出身江浙的金融家、实业家，因其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巨大影响，而被冠以“江浙财团”（或称“江浙财阀”）之名。“江浙财团”曾经被认为是长于敛财、不顾国家和百姓利益、投机政治的一个群体，其领袖人物包括了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宋汉章等金融、工商界巨子。

近年来整理出版的一批文献史料，则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江浙财团”。这些文献，包括了人物史料（如《虞洽卿往来函电集》《上海银行家书信集》《陈光甫日记言论集》《钱新之往来函电集》）以及机构档案（如《大陆银行》《近代天津中国银行档案选编》）等，尤其是其中的书信函电，不少内容属于机密要事，不仅能够佐证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揭示其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且能见证诸多“江浙财团”代表人物的人格特质与心路历程。

《虞洽卿往来函电集》，杨硕培、史洪智 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24年出版

助力工商还是破坏生产？——银行家的商业观

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银行业就已经饱受各界指责，罪名包括了“支持军阀内战”“过分投资公债”“不辅助工商业”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学者在评价民国时期的银行业时，更是痛斥银行“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破坏”“是国民党政府反动政权的支柱”“是屠杀人民刽子手的帮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类观点都占据着上风。

而随着新史料的面世，“江浙财团”开始被人们重新认识，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看法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偏。事实上，在北洋时期，国家银行如中、交两行，的确曾被政治裹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袁世凯的“帝制帮凶”，但这毕竟不是银行家的本意；而商业银行则因为社会状况的限制，在帮扶工商业方面常有力不从心之感。

在《上海银行家书信集》中，有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阐述营业方针的一封信，其中就提到他考察1923年社会经济情况后的感受：“言政治则大局不定，处处危机，言社会则风纪日坏，道德沦亡，言法律则保障不严，无从倚靠，而各种工业商业均在风雨飘摇之中，一有失败，银行首先受累。”并且，整个社会“投机日盛，商业道德愈趋愈下”，导致银行不得不调整营业方针，“只有调查其内容及限小数目之一法”。在坚硬的现实面前，通过限制对工商业的放款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也是当时银行业的无奈之举。

《上海银行家书信集》，邢建榕、何 品、彭晓亮 编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年出版

但是，银行家们十分清楚，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乃是银行业务兴盛的基础。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看来，银行最重要的就是“服务社会”，这也是他创设银行之旨归。1928年7月，陈光甫应蒋介石之召赴京，在谈到银行的作用时，即劝告蒋“须为民众谋利益，不可专为政府筹款之用”，代表了银行家对北洋时期银行沦为财政附庸的沉痛反思。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张嘉璈、李铭等竭力协助，因为他们都有着“服务社会、发展国民经济之职志”。1928年10月20日，陈光甫在致杨介眉的信中，强调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即便在混乱艰难的市况下也仍要“实现辅助工商业之责任”；他还在各类信函、演讲中反复阐述，经营银行的宗旨应当是“注重于全国经济”“纯为服务性质而不在于牟利”“帮助中国人多创造生利的机会”。曾创办四明银行、上海通惠商业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虞洽卿，也深悉银行与工商业之间的堂奥，一手经营银行，一手发展航运，成为“海上闻人”。

1927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黄金十年”。从《上海银行家书信集》中可以看出，对工商业的贷款成为各大银行关注的重点。以荣氏的申新纺织公司为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各大银行所提供的贷款，几乎占据了其总资产的半壁江山，在申新遇到困难时，各大银行也及时提供资金，多次助其渡过难关。从陈光甫、张嘉璈、钱新之、李铭、虞洽卿等的书信、日记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对于服务社会、辅助工商业、救济农村经济实有着孜孜不倦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有效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也扩充了银行的市场基础，让银行业同样迎来了“黄金时代”。

贪婪敛财还是克己奉公？——银行家的财富观

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民国时期银行家历来都是高收入群体的代表，并且他们还善于利用各种机会攫取和积累财富。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什么材料能够证明民国时期的银行家到底有多么富有，但却有不少材料可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贪婪敛财。

张嘉璈任职中国银行副总裁时，月支正薪800元，公费500元；任总经理后，月支正薪1000元，工费1000元。他的一切个人领用、家庭开支，纯就所入支付。由于日常交际费用不菲，1935年离任时，累计亏空达到六七万元。董事会为了酬报其服务中行24年的劳绩，决议致送“退职赠与金”，才弥补了其亏空。后来嘉定纺织公司董事会鉴于桑梓情谊，一再要求张嘉璈加入股份二万元，这也成为他一生中仅有的企业投资。

谈荔孙是大陆银行主要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从1919年创立大陆银行，到1933年因病逝世，谈荔孙一直苦心经营规划，让该行业务“有日新月异之势，发展之速，获利之厚，有非始料所及”，并跻身“北四行”。但谈荔孙本人的收入却很有限。《大陆银行》的史料显示，1930年时，他的月薪是400元，这在大陆银行已经是顶薪，但在银行家中却显得颇低（同期中、交两行分行经理月薪约800元）。谈荔孙在大陆银行服务十多年，始终克己奉公，即使在病假中仍对重要事件“随时商洽核办”，去世后也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遗产，以至于董事会议决要赠予其家人十余万元赡养费。

《大陆银行》， 何 品 编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24年出版

陈光甫被时人誉为“中国的摩根”，却并不富裕。1915年，他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实收资本五万元，其中他个人投资的五千元还有不少是借来的。在陈光甫的经营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很快成为业界翘楚，但他本人所持股份一直很少。透过《陈光甫日记言论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出版）可知，他本人对于银行管理、金融创新有着恒久的决心和努力，而对于收入的多寡却不甚在意。他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在与行员的聚餐谈话时、在管理层的会议上，最经常提到的是如何做好服务、如何读书精进、如何辅助社会，而从未提及如何增进财富。他的身上所凸显的，完全是一位新式银行家、职业经理人的修养与气度。

当然，银行家中也并非没有嗜财之人。曾协助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出任总行副经理兼汉行经理的唐寿民，所支月薪达到8000余元，远高于同时期的银行家，但他并不知足，到达汉口后便“急急要东做生意，西做生意”；而且，他还有着“好恭维、要做镇江帮领袖之毛病”，“拼命地要将行中之钱拿去做面子”，结果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屡屡折本。唐寿民的所为，不仅遭到了陈光甫的非议，也在业内落下了欠佳的声名。

总体而言，包括陈光甫、张嘉璈、钱新之、徐新六、宋汉章、胡祖同、周作民、谈荔孙等在内的重要银行家都有着较好的职业操守，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所服务银行的工资和奖金，而他们得以在银行业内成就卓著、声名鹊起，凭借的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而不是敛财手段或财富数量。

服务社会还是入仕救国？——银行家的家国观

国人向有“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的传统。民国时期有不少“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弃商从政”或“亦商亦官”，往往被解读为是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影响。而从近年来披露的大量史料来看，事实恐非如此简单。

“江浙财团”的成员，受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大多有着较强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从事于银行业，更多的是出于“为国为民”的初衷。陈光甫经常对行员说：每一个人都要抱定“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决心，跟着银行为社会、国家服务，不负自己，不负国家。他之所以创办银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上海之金融势力，实无华人立足之地位”，“均仰鼻息于外国银行，而外国银行及其买办之骄人气焰，实难向迩”。在张嘉璈、李铭、贝祖贻、钱新之等人的通信中，也随处可见“效忠于国家，无愧于我中华民族”“以维持全国金融命脉自任，设有外侮，自当共同抵御”“保全人民血脉，安定全国金融”“报国最好是办实业”之类的措辞，可以说，民族主义思想至少是他们从事于银行业的动机之一。

尽管银行家们都努力与政府官员维持良好的关系，却并没有太多从政的渴望。周作民曾在北洋政府任职，但他有心通过发展金融以振兴经济，舍弃官职转而投身银行。1928年，听说钱新之将要赴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后，盐业银行总理吴鼎昌即数次去函劝告“希坚却为是”，因为“太犯不着”，“人将疑为太喜做官”。陈光甫倾全力于服务工商业，并多次拒绝了国民政府的任职邀请。张嘉璈、李铭等人也一直游离于政府之外。

然而，随着日本侵华形势的日益严峻，尤其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部分银行家都应政府之请，入仕以救国。1933—1935年间，吴鼎昌痛感“时局危险已超过谈论商约之上”，毅然“入阁”，在国民政府中先后担任多个要职。1936年，被褫夺了中国银行总经理职位后的张嘉璈，虽心绪难平，仍然“以国难当头，毫不迟疑，选择铁道部”，出任部长，“一则可以贯彻在中行时代所抱辅助铁道建设之志愿，二则希望实行中山先生建筑十万里铁路之大计划”，其报国之心跃然纸上。1940年，钱新之在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同时，长期代表政府与日方斡旋，参与了包括代号为“钱永铭工作”在内的多项外交任务。李铭受命在“孤岛”主持金融全局，因拒绝出任伪职而被汪伪列为第一号通缉对象，不得不通过美使馆秘密赴美。此外，银行家胡笔江、徐新六，如果没有在日军的轰炸中遇难，大概率也会出任政府要职，为抗战作出贡献。

《近代天津中国银行档案选编》，天津市档案馆 等 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年出版

国难当头，抗战救国几乎是银行界的共识。《近代天津中国银行选编》中，包含大量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期的中、交两行的往来函电，从中可以看到，即便是1937年后在傀儡政权的统治之下，中国银行津行经理卞白眉、交通银行津行经理徐柏园都一面照常经营，“力持镇静且常维持法币”，一面坚持与敌周旋，拒绝合作，彰显出银行家的铮铮铁骨。卞、徐二人后来都转赴后方，擘画战时金融财政，贡献卓著，成为江浙籍银行家的代表。上海沦陷后，金融格局巨变，国家行局被日军接管，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等大量私营银行在沪机构为求生存而勉力维持，并对日伪统治进行“坚忍挣扎”和“消极抵抗”。周作民曾被日军拘禁，断然拒绝了出任伪职的要求。诚如钱新之所言，抗战乃是“举国同仇，万矢一的”，“金融界同人夙负时名，类多优秀分子，爱国爱种之心宁肯后人？”

“史料为史之细胞”。金融档案史料的陆续出版，为我们深入了解民国时期的银行业创造了条件。在“江浙财团”代表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民族主义思想、经营管理策略以及社会责任担当，也值得当今中国金融领域的从业者借鉴，从而助力走好中国特色金融之路。